中国IDC圈11月21日报道：2001年，全球经济尚未在一场IT与通信业泡沫中苏醒过来，纳斯达克指数从一年前的最高点5132.52点一路向下，以俯冲的姿态穿越了2001年一整年，直到2002年10月到达它的最低点1114.11点。

世纪之初，过惯了好日子的欧美运营商们忙着为泡沫鼓噪起来的3G狂欢买单。此前互联网的到来助长了他们的投资热情，纷纷被卷入了一场高价拍卖3G牌照的竞赛中。他们最终为牌照拍卖付出了总计近千亿美元的成本，沉重的债务包袱不仅让运营商喘不过气来，灾难向产业链延伸。此后的数年之内，北电、朗讯、阿尔卡特、诺基亚（微博）、爱立信（微博）先后裁员共超过数万人，全球电信设备业大洗牌格局重组的种子，从此埋下。

也是在2001年前后，中国的网民还只有2500万。一度率先引起西方关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头羊，新浪、网易经历了2000年纳斯达克股价跌破1美元的尴尬之后，方才幡然醒悟费力找寻“点击经济”的盈利模式。他们在匆忙之中抓住了“移动梦网”这根救命稻草，这个来自于日本NTT DOCOMO简单的业务模仿，后来拯救了中国的整个互联网业，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加入SP行列，就连现在如日中天的腾讯，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才靠SP找到了第一条生存之道。

仍然是2001年初，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深圳，一家民营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微博）公司总裁任正非，以他惯有的军人作风在公司“欢送海外将士出征大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讲话。此时，他看到了欧美经济低迷带来的时间窗。

他说：“要趁着短暂的领先，尽快抢占一些市场，加大投入来巩固和延长我们的先进，否则一点点的领先优势会稍纵即逝。”——这一年，华为依靠中国电信（微博）市场的平稳演进躲过了一场世界性衰退，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达到200亿元。2001年成为此后华为西征的原点，也是中国科技公司全球化的开始。

世界向东，世界又在向西——2001年底，历经波折之后，中国入世了。中国IT企业在一片混沌中起步，融入信息全球化的洪流之中。

这一年，全球移动用户刚刚突破5亿，网民数量只有2.5亿，只占当时世界人口（61亿）的8%和3%.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全球信息用户会在十年之后快速增长了十倍，达到了2011年初的移动用户50亿、网民20亿，分别覆盖到世界人口（70亿）的70%和28%.

在这十年间，全球信息产业在无论用户数量、产业生态、用户需求、企业格局上，都可称得上是为全球变化最快的行业。不独如此，假信息在全球流动之力，以“信息全球化”带动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没有一个产业能像信息产业这样，对全球化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

如果说WTO打破的是国家政策壁垒，从而推动贸易公平；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人们信息占有的不平等，从而达到技术、资金、资源的加速流动，来打破发展的不平等。这期间，人们用越来越低成本享受越来越高质量的电信和网络服务，成为实现信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前提。

华为，还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正是抓住了这一轮全球网络用户爆发性增长带来的机会，快速完成首轮国际化扩张。

全球制造业东移与华为西进

逐成本的洼地而居——2001年，当华为大规模西进时，电信业的欧洲中心已经响起挽歌。就像这二十年来，人们把硅谷奉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圣地一样，在它的另一面，人们更早地觉察到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位于中国的深圳、东莞、苏州，已经取代老制造业基地欧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新世纪之后，就算是爱立信、诺基亚等这样的老牌巨人，也在加速他们将生产环节以及各种研发中心分散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步伐，它所遵循的不过是成本定律。

中国已经用了20年时间，顺利完成和扮演了承接全球产业分工、转移的角色。尤其是在IT制造领域，当1988年台湾人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大手一挥说，这些地都要盖上厂房时，他的命运和深圳的命运从此改变。

富士康此后的强势生长正是中国IT制造能力的一个巨大缩影：移师大陆之前的鸿海还只是一个在台湾地区拥有约1000名员工、生产PC零组件的“小公司”，生产规模及影响力远逊于宏碁（微博）、联电、台积电等新兴IT公司。十多年之后，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1年十大创汇企业，富士康以海外贸易额56.7亿美元的规模，成为当年的出口冠军，并一举超过了此前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外资公司摩托罗拉（微博）。

这一年，富士康的业绩表上显示：全球1/10的台式电脑、几乎1/3的PC零部件都来自于富士康。也就是这一年前后，鸿海超越了台积电以及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创下的台湾最大企业“台塑石化”，成为台湾科技企业的NO.1.它很快取代了美资企业伟创力，成为体量最为庞大、生产线最完整、垂直整合能力最强的全球电子代工业的巨人。

经济学家Lester Thurow指出：“企业的经济地图，是以利润为国界的——它们会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获利最高的地方出售”——这句话概括了全球化的路径和走向。

2001年，站在WTO的门槛上，全球IT制造业往东的转移已经完成，2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顺应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趋势，从零部件的生产到整机制造，及至整体产业链迁移，它为中国IT企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生产和技术跟随的能力。华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10多年国内市场能力积累，开始启动西征的脚步。

无独有偶，2001年前后骤然而至的一场全球IT泡沫，给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机会窗：从这一年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欧美IT企业大多数陷入了十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业绩衰退，以明星企业北电网络首现亏损作为开端，欧美电信设备厂商无可逆转地走向衰败。

于时，西方运营商正在忍受着煎熬，包括德国电信、法国电信、AT&T在内的运营商业绩萎靡不振，沃达丰、西班牙在亚非拉市场寻找复苏之路——奢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节俭的日子必须过起来。正如颇有预见性的华为总裁任正非若干年前不厌其烦地重复判断一样：信息产业供给严重过剩，从而使信息产业的利润率向传统产业回归，甚至比传统产业还低。

这个聪明的中国公司，这位睿智的中国企业家，他从1987年创业开始，坚守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同时不忘管理与制度上的“西化”。当西方打开一扇窗，利用经济低迷之机，利用西方厂家无可匹敌的成本攻势和令人吃惊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近乎偏执的奉客户为上帝的坚持，2005年，华为终于通过了沃达丰严苛的审核，进入沃达丰采购“短名单”，从此，这家中国公司在欧洲之旅势如破竹。